今年4月初， 笔者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依次参观完何家村出土唐代金银器和陕西蓝田吕大临家族墓出土宋代陶瓷之后，一眼发现了失传了千年之久的五代柴窑瓷器。对于这个发现，认可的人并不多，尤其那些吃香喝辣的官僚专家们一定还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但笔者却坚定地认为，这个发现是不容质疑的，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它不是笔者一时一地之灵感，而是笔者十余年痴迷探求的必然。虽然，笔者多年以前就撰写了《耀州窑即柴窑的逻辑求证》，但随着2006年吕大临家族墓藏宋代瓷器的大量出现，尤其是在亲眼目睹了这些大量的系列的各窑口的瓷器以后，你往日的知识积累就会瞬间爆发，就会一眼看出哪些是北宋的耀州瓷，哪些是五代的耀州瓷，哪些是青釉瓷，哪些是粉青釉瓷，哪些是天青釉瓷，甚至于一眼看出秘色瓷、越窑瓷和汝窑瓷，尽管它们都是青瓷。困惑了世人上千年之久的柴窑瓷就隐身其间，发现它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下面，笔者就吕大临家族墓出土的柴窑瓷作以再论证或补充论证，以回答一些朋友的询问。
一、天青色之谜。历史有时是很奇怪的，柴窑就是一例。在元代以前，柴窑二字根本没有出现在任何古籍里，正史没有，就是文人笔记也没有。可是，一到明代，柴窑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到处都冒出来。仅从明代文人记载来看，它的出现是由口传到笔记，而不是由史记到引用。明代文人在记载柴窑的同时，也记载了柴窑瓷器的主要特征。田艺蘅在《留青日札》的所记是“若要看柴窑，雨过天青色”，文震亨《长物志》是“窑器柴窑最贵，世不一见。闻其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曹昭《博古要论》是“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从以上记载看，天青色就成为柴窑瓷器的主要特征，弄明白天青色，就可能弄清楚柴窑瓷器；连天青色都云里雾里，看不清楚，那么，就更别想看清楚柴窑了。
最主要的问题 ：什么是天青色？关于天青色，明代文人没有做出具体回答。几百年过去了，至清乾隆时期，梁同书在他的《古窑器考》专著里，写到“柴窑青如天------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晴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这也是唯一具体说出柴窑瓷器天青色是什么颜色的古籍。但笔者总觉得这记载是文学创作，而非历史实录。如果有人认为这是梁同书深入研究的新发现，笔者也能够接受。那么，雨过天晴云破处又是一种什么颜色呢？笔者的理解一定会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天蓝色。但是，在中国古代，青色和蓝色是孪生兄弟，长得很像。名句，青出于蓝胜于蓝就是例证。按这名句理解，青色的色度要比蓝色重些。即使今天，青色和蓝色，也难于把握。歌词，“高山青，涧水蓝”，成语，青山绿水，这里的青倒变成了一种绿色。青不青，蓝不蓝，绿不绿，或者青青的、蓝蓝的、绿绿的，兼而有之，就是天青色！
问题并非这么简单！中国的陶瓷生产有万年之久，原始瓷器的生产有四千年之久，标准瓷器的生产有二千年之久，在原始瓷器到标准瓷器的两千年间，生产的所有瓷器都是青釉色的，直至北朝末年，也就是公元500年以后，才出现了新的颜色瓷，白瓷。这说明青瓷竟然独霸了中国瓷器生产2500年，纵观这2500年的青瓷釉色，也不过是青灰色、青黄色、青绿色、青色而已。但同样是青色，里面的进步和创新却是从未间断过的。白瓷的出现，更加剧了青釉瓷进步的步伐，唐代秘色瓷的出现，就是一个里程碑。在秘色瓷的基础上，再追求革新，柴窑瓷的天青色就应运而生了，汝窑瓷的天青色也不期而至了，清代的粉青釉瓷也傲然屹立在彩瓷之中了。至明代，文人开始具体白描青釉色。高濂《燕间清赏笺》说：“汝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长物志》说：“官、哥、汝窑，以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至清代，《古窑器考》说：“汝窑。屑玛瑙为釉，如哥而深，微带黄，有似卵白，真所谓淡青色也。”“陶器以青为贵，------晋曰缥（青白色）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以粉青为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乾隆皇帝对于青色釉的探求更是不遗余力，甚至苦闷、惆怅。他记载的青色釉有“色如海玳瑁”、“雨过天青色”、“汝州陶嫩青”、“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乾隆说他收藏的柴窑瓷是黑色，显然是发牢躁，只为他找不到所谓的天青色。 经过这样的梳理，我们是不是就找到了柴窑的天青色了呢？笔者的回答是：对，找到了柴窑的天青色瓷，它就是介于秘色瓷和汝窑瓷的一种青釉瓷，它就是吕大临家族墓里出土的那些镶金包银的青瓷！这些青釉色，一不同于秘色瓷，二不同于汝窑瓷，三不同于耀州窑瓷，它是卓尔不群的，它就是五代的柴窑天青色瓷。
概括起来，柴窑的天青色就是比唐代的秘色瓷发绿，比宋代的汝窑瓷发蓝，比宋代的耀州瓷纯正的颜色，它是一种光洁度明显高于当时的所有瓷器、色度均匀的、微微发绿或发蓝的淡青釉瓷器。
二、金扣银扣瓷器问题。瓷器的镶金包银有两种说法。一是所谓的器口有芒，要包以金银；二是瓷器珍贵，要贵上加贵，镶以金银。笔者的观点是后者。这就像和田玉器件还经常包金包银一样，美人穿金戴银一样。瓷器的镶金包银是有它的历史背景的。
最早记载瓷器镶金包银的典籍是《十国春秋》。此书成于清康熙八年（1669），著者吴任臣，记载的是五代、两宋时期的各种杂史。书中记载：“清泰二年---九月，王贡唐---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清泰二年即公元933年，属后唐。唐代盛行金银器，精美的秘色瓷再镶上金边，自然富丽堂皇。作为贡品，这是再好不过了。《吴越备史》记载：“王自国初供奉之数，无复文案，今不得而书。惟太祖太宗两朝入贡，记之颇备，谓之《供奉录》，今取其大者，如---金银饰陶器一十四万余事”，宋初，吴越国仍向宋朝廷供奉镶金包银的瓷器。《宋会要》有三处记载了进贡镶金瓷器，一是开宝六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浚又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二是太平兴国二年，俶进金扣瓷器二百事。三是太平兴国三年，俶进金扣瓷器百五十事。以上文献足以证明，凡金棱金扣瓷器均是当时的皇家用器，从五代的后唐到宋初的太宗年间，皇家使用了大量的镶金包银瓷器。瓷器镶金包银应是唐朝崇尚金银器的余风。
由此应该判定，处在后唐之后宋朝之前的属于五代的后周柴姓皇家也使用了金扣银包的瓷器。这一点，清乾隆皇帝已做了诗证。乾隆的《咏柴窑碗》说：“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镜明纸薄见称罕，足土口铜藏尚皆。---”古时，铜金是不分的，乾隆作诗，就喜欢把金称为铜。在另一首乾隆的《咏柴窑碗》诗里，乾隆做了注释：“旧瓷多有以铜箝口者”。乾隆这样说，是否说明金扣金棱瓷器不珍贵呢？恰恰相反。乾隆在他的《咏定窑小盂》诗里，就说出了真情：“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销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希珍”才镶以金口，号称十全皇帝的乾隆都这样说，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乾隆很有历史观，他并不神话柴窑瓷，他认为“冶自柴周遂号柴”，并不是柴皇帝想烧什么颜色的瓷就烧出了什么颜色的瓷，所谓的柴窑只不过是在他的任期间生产的瓷器罢了。
各种迹象都证明，吕大临家族墓出土的镶金白银瓷器就是五代时期的柴窑瓷器，只要你稍微具备一点逻辑思辨能力，只要你真的喜欢了瓷器收藏并收藏了一些高古瓷，你就不难产生这样的认识！搞收藏，吠影是可悲的，吠声则是可怜的，只有在学术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攀高峰的精神才是最需要的，最可宝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