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玉器界，没有比故宫的杨伯达和周南泉更权威的了，但随着徐州收藏家协会会长张继超3月29日的声明：“这个汉代玉凳，其实是邳州高仿古玉市场以玉妆台为名称，通过合理标价，正规经营，合法出售的明清高仿古玉，是市场生产的工艺品。”周南泉也斯文扫地，比他的领导杨伯达出丑仅仅相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杨伯达出丑是合伙把一件赝品金缕玉衣说成真的，又标价24个亿。周南泉斯文扫地，则是把江苏邳州生产的一件玉器工艺品断定为汉代梳妆台-坐凳，使其拍卖出了2.2亿人民币。至此，故宫的这两位玉器专家便完成由神到人又由人到鬼的蜕变。我们不仅要问：
杨伯达先生，周南泉先生，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缺钱花吗？你们没有荣誉吗？你们没有地位吗？你们没有粉丝吗？还是你们老眼昏花了？接受贿赂了？身不由己了？碍于领导了？还是你们学识有限，打眼了？道德沦丧，失足了？
面对拷问， 杨伯达很豁达，一推六二五，把责任全推到领导那里，他只是随从，他不是故宫玉器专家，他也没有主编过《中国玉器全集》，他什么都不是。自然，他什么错也没有。对于杨伯达的回答，我们只有一个表情：笑。
面对拷问，周南泉很认真，还大包大揽，拍卖公司顾问，月报酬600元，认定梳妆台是汉代的，鉴定不变，可以专家会诊。对于周南泉的回答，我们也只有一个表情：哭。
这里，对于杨伯达的回答，我们可以一笑了之。但对于周南泉的回答，我们却不能一哭了之。因为，没有一哭了之这个成语。没有这个成语，也就是没有这个成规。没有这个成规，你就得把你的哭情解释清楚。否则，你就是猫哭老鼠，没按好心。
周南泉出了不少的玉器书，许多还是成套成集的。笔者就买了他和李彦军编撰的《中国玉器投资与鉴藏》，四大本。笔者把这套书视为仅次于《中国玉器全集》的好书，对周李二先生也由此产生敬慕之情。该书对于笔者的最大启迪是它收录了许多难得一见的玉器珍品，而这些珍品从未出现在其他玉器书籍里。而且对许多玉器还标出了惊人的估价。在当时，这标价就是天价。如汉代玉编钟标价1000万元。正是他们的这些努力，才普及了玉文化，才提升了玉文化，他们有功于中国玉文化。可是，周老先生怎么连一件仿明清时期的梳妆台都认不出来，而要把它鉴定为汉代的古玉呢？
周南泉很自负，声称过手过几十万件玉器，也就是一年一万件，也得几十年；一天二十七八件，也得几十年。对此，笔者持怀疑态度。高古玉器的大量出现，也就是20多年的时间，20世纪90年代前，高古玉器还极少，在民间就几乎没有，身居故宫深院的周先生，去哪里过手这么多古玉呢？笔者曾于1996年拿着一件战汉时期的玉龙佩，到国家文物局让一位研究员鉴定，他就根本不认识，连沁、蚀孔都不认识，甚至连基本的术语都表达不清。即使到了21世纪初，大件的高古玉器也不容易见到。笔者清楚地记得《鉴宝》节目中一位专家说他搞鉴定搞了几十年也没有见到过这样大件的玉器，那玉器也不过是一件一二十厘米的圆雕而已。笔者不明白，周南泉是如何能够天天看到二十七八件玉器的。如果是走马观花地在古玩城溜达，也算是看玉器，那么，笔者也敢吹这个牛。但是，这样的看，即使看上一百万件，也不能去做鉴定。我想，周南泉的出错，一定是浪得虚名，他对许多高古玉器还是没见过，更没研究过。纸上谈兵，是专家；指挥打仗，是败将。
查一下故宫博物院编撰的《古玉精萃》，再查一下台北故宫编撰的《故宫古玉图录》，甚至查一下《中国玉器全集》，你能在其中看到一件大型的复杂的组合的战国、西汉的玉器吗？那里边根本都没有。这就是说，所谓的中国或故宫玉器专家，如果仅仅凭玩遍了故宫里的玉器，就傲视群雄，固步自封，不屑于民间收藏，或吃惊于民间收藏，都会引发不良的后果。笔者认为，周南泉是犯了吃惊于民间收藏，低估了造假者的本领，“半瓶子咣当”的错误！周南泉的主管愿望是好的，他害怕民间国宝流失，他要人们关注高古玉，但无论如何，你也不能把仿明清玉器的工艺品看成汉代的啊，两者相差1600年啊。且不说汉代有没有凳子，有没有梳妆台，仅凭沁色这一点，任何高仿品都不可能蒙混过关！何况，还有汉代的游丝毛雕工艺呢！
收藏、研究高古玉，笔者也有二十来年的历史了，仅从那件2.2亿的 梳妆台的造型来看，它就值得怀疑，它太繁复了，又太拘谨了，根本就没有汉八刀的气度和风起云扬的时代风格，仅此，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实在不理解大名鼎鼎的周南泉专家为何能做出那是汉代古玉的鉴定。最关键的是，所谓的高仿品或臆造品，它们都过不了美学关，它们都是不符合比例的，缺乏时代文化特色的，也就是丑陋的。真正的高古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古人美学观念的结晶，是令人一见倾情的珍宝，它岂能由今天的商人和仿造者左右 。如果周南泉先生真的问心无愧的话，那下一步，就是要好好向民间学习了，到基层锻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