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论文

《水浒传》是最早记载元青花的典籍

目前,学术界认为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较早记载青花瓷的书有两本,一本是元末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本是明中期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还没有人提及宋末元初人施耐庵的《水浒传》。所以,这里有必要先将《水浒传》中关于青花瓷的记载,细录于此,认真推敲:

《金批水浒传》(三秦出版社1998版)第三十一回“武行者醉打孔亮  锦毛虎义释宋江”有两段文字写到青花瓷。第一段:“正在店里论口,只见外面走入一条大汉,引着三四个人入进店里,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二郎请坐’。那汉道:‘我吩咐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鸡与肉都煮熟了,只等二郎来。’那汉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里?’店主人道:‘在这里。’那汉引众人,便向武行者对席上头坐了,那同来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来,开了泥头,倾在一个大白盆里----”。第二段是:“武行者睁着双眼,喝道:‘你这厮好不晓道理!这青花瓮酒,和鸡肉之类,如何不卖与我?----’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鸡肉,都是那二郎家里自将来的,只供我店里坐地吃酒。’”笔者认为,这两段文字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青花瓷,提供了许多极有价值的信息。首先它明确使用了“青花”这个词;其次,它所谓的青花瓷是一种用青花做装饰的陶瓷酒具;其三,青花瓮是当时民间富家大户的专用品;其四,青花瓮酒一词依次由“那汉”,作者,武松,店主四人各表述一次,说明青花瓮酒的分量不轻,价值不菲,器好酒好,酒好器好;其五,一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写酒的次数多达270多次,但有牌子的酒不过二三个,而作者对青花瓮酒却表述再三,只能说明作者对这个牌子具有浓厚的审美情结。

那么,《水浒传》与《岛夷志略》和《新增格古要论》谁的年代更早呢?后两本书刊印的年代比较明确,分别为元末和明中期。《水浒传》刊印的年代比较复杂,按已知的学术观点,《水浒传》脱胎于南宋的《大宋宣和遗事》,后书“是宋末愤世文人拟话本而作的,其中梁山泊故事已经具备《水浒传》的一些主要情节,可以看出《水浒传》的最初面貌。”(《中国文学史-三》151页)南宋流行的话本还有《宋江》、《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石头孙立》等,这些话本都是《水浒传》的子本,南宋遗民施耐庵正是在这些子本的基础上,整理修订出了《水浒传》,时间不会晚于元代中期。这基于如下原因:一、整理修订比凭空创作相对容易,相对快捷;二、施耐庵的生年在宋末元中,南宋咸淳三年(1276年)曾为《靖康稫史》作序。“南宋灭亡后,施耐庵痛定思痛,更加愤然不已,乃编篡《水浒传》以寄其愤”;三、明末人金圣叹所点评的《水浒传》是施耐庵的古本,点评中他一字未及罗贯中,这说明他的古本不会是明代的刻印本,只能是早于明代的。故去为古,过去的朝代才能称古代,古代的刻本才能称古本;四、“上海图书馆于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水浒传》残页,中缝标明为《京本忠义传》。这残页,经专家鉴定,刻本比现在已经发现的众多《水浒传》刻本都要早。”(《水浒传中的悬案》第5页)。五、元明时代的诸多学者、文人都探索过《水浒传》的作者与版本,如贾仲明、郎瑛、田汝成、李贽、金圣叹、高儒、徐复祚、胡应麟等。在这些人中,郎瑛的发现具有一字千金的价值。首先,他认为“《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其次,他认为“旧必有本,故曰编。”其三,他又点明“《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其四,他“昨于旧书肆中得抄本《录鬼簿》,乃元大梁钟继先作,载元宋传记之名,而于二书之事尤多。”最后,他的结论是“据此尤见原亦有迹,因而增益编成之耳。”郎瑛在编著他的《七修类稿》时,,把他的以上分辨考证特记录在“卷二十三  辩证类”之中,其用意不言自明。可以说,明嘉靖时期的郎瑛,通过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的抄本《录鬼簿》,已考证出在元代中期流行的《水浒传》版本,是施耐庵的本《宋江》。还可以说,在元代中期,《水浒传》已经面世,并且流行。

刻印于元末至正十年的《岛夷志略》,书中有十多处说道“青白花磁器”、“青白花器”、“青白花碗”,专家认为这里所说的“青白花”磁,就是今天所说的青花瓷,笔者完全赞同。只是需要补充说明,汪大渊所用的这个词,非常准确。它指的是白地青花瓷和蓝地白花瓷,以及这两种装饰技法于一身的青白花瓷。精炼的青白花瓷,是三种花色的瓷器产品,而不是一种花色的产品。它不同于今天所谓的青花瓷,也不同于《水浒传》中的青花瓷。但这个称谓更准确更科学更反映实际。刻印于明中期天顺年间的《新增格古要论》,书中有一处“青花”二字,由于它是夹在评论元代各种瓷器的段落中,断定它就是今天所说的“元青花”,应是毫无疑问的。

《水浒传》、《岛夷志略》、《新增格古要论》从不同的视角都记述了青花瓷,但笔者认为,《水浒传》中记述的青花瓷不但年代最早,而且更具有现代意识。施耐庵是发现青花瓷美学价值的第一人,金圣叹则是第二人。“青花瓮酒”无疑是经过施耐庵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作为文人,他的这个审美选择,在当时“尚白”“尚青”的主流意识中,显然是背道而驰的。但它的美学价值却是夺目销魂,以以至于300年中国的美学先锋金圣叹评道:“酒字上,又加青花瓮三字,写得分外入耳。”“青花瓮外,又加写出一个大白盆,不惟其物,惟其器,使已令人眼涎喉痒之极”。今天,青花瓷的美学价值已被全世界所认知,仅此,就不能不为施耐庵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不能不为金圣叹的画龙点睛而叫好!

(本文曾入选《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云鹏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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