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诞生在五代的后周时期，时任皇帝的是柴世宗柴荣。由于柴皇帝喜好陶瓷，并在自己管辖的瓷窑创烧出了前所未有，耳目一新的天青釉色的瓷器，使中国的古陶瓷焕然一新。于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受到后世不断地著述、美化和神化，并被公认为中国古陶瓷的第一名。不幸的是柴窑昙花一现，仅仅五六年工夫，便灰飞烟灭。真正成了神龙见首不见尾。致使无数的文化志士、陶瓷大家、收藏饕餮无不为之朝思暮想、上下求索、欲罢而不能。何为柴窑？柴窑在何处？已成为千古之谜。
古陶瓷大家禚振西在她的专著《柴窑探微》中，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禚文以考古发掘与文献证明相结合的方法，认为柴窑就是五代时期的黄堡窑，即耀州窑的前身。禚言，黄堡窑（耀州窑）在1984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出土了一种胎白、釉呈淡天青色、有细开片纹理的青瓷，且数量转多。数量更多的是五代黑胎青瓷。查对古文献记载，更发现这种天青釉瓷的特点与古文献中对柴窑的记述完全吻合。再考查了耀州的窑在古代恰属“北地郡”管辖。
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会上，禚首次提出了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之后发表的《柴窑探微》更是旁征博引，细致入微，有理有据地论证了柴窑就是耀州窑或耀州窑就是柴窑。这是千百年来破解柴窑最有说服力最据科学性跨时最长的文章。应该说，柴窑之谜已经破解。但是，这由一个女专家凭一个人长达40年的探索的发现，终究势单力薄，难以服众。要知道，在她前面，不知有多少更大的专家不也是有东柴窑西柴窑的观点吗？贪天之功，占为己有，在中国是万万不可能的。个中猫腻，谁能言明。任何有识之士只有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尊重发现尊重文化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我们才可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现代人。
禚振西发现柴窑的贡献是巨大的，她是又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人，她的研究成果已经被国外认可，她1997年获得的英国东方古陶瓷学会的希尔金奖是全球的第8人华人的第1人！她是幸运的，因为她在陕西。她是成功者，因为她遇到了耀州窑。
耀州窑即柴窑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它不仅需要考古发掘的支持，也需要逻辑理论的解答。正如cctv《大家》栏目的主持人所言，在没有更有说服力的新的柴窑说之前，禚振西的考证将不容置疑。笔者有幸工作在耀州窑所在地，又是一个收藏爱好者，更痴迷于收藏文化的理论探求，不求有功，但求有见。并深信逻辑求证一定会有助于考古、鉴定对于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也深信本文有助于柴窑的进一步解谜。
一、关于柴窑的真实性。柴窑的真实性虽然有人提出疑义，但它确实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中国自东汉烧出瓷器以降，到了唐代，瓷器的烧造已经很普遍，很成熟，并堂而皇之地进入宫廷、庙宇、豪宅、馆楼，并呈蓬蓬勃勃之势，它绝不会突然中断几十年再突然兴起。五代有瓷器，柴荣有瓷器，没有问题。再就是古籍中记载颇多，还有历史学家之笔。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现代科学考古发掘中，有五代的陶瓷地层，还有带官字款的瓷片。以上3点，就足以证明柴窑的真实存在。
二、关于柴窑的资格。古籍中柴窑是作为御窑出现的。作为御窑，它必须是能拿出第一流的产品。能贡御的陶瓷窑口，笔者认为应具备4点：一是老窑口。即烧造陶瓷的历史要长，起码是唐代的窑口。若非如此，在战争连年的五代，去建陶瓷新窑烧御用瓷，太背常理了。二是名窑口。陶瓷发展到唐代，已是窑口林立，名窑显赫。柴世宗的御用瓷选在名窑之中，应属正常。那麽，唐代的名窑有那些呢？据文献，陆羽的《茶经》列举了7家，可谓唐朝的7大名窑。分别是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和邢州窑。据《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唐朝的名窑有10家，分别是河北邢窑、定窑、河南巩县窑、山西浑源窑、陕西铜川窑、浙江越窑、湖南长沙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洪州窑、四川邛窑。两者同列的是越窑、邢窑、铜川窑（鼎州）、寿州窑、洪州窑，有五家。正常情况，柴窑应不能脱出以上名窑。三是有贡瓷的历史。在正史中，有贡瓷记载的窑口很少，尤其在唐宋两朝。《新唐书》载：“江南道，越州土贡瓷器。”《宋会要辑稿》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宋会要》载：两浙节度使钱惟浚又进金棱秘色瓷器百五十事；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宋史.地理志》载：耀州紧华原郡......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34万7535，贡瓷器。四是排除独立的临时的所谓的“官窑”。
三、关于柴窑的地址。据古籍记载，柴窑的地址有北宋欧阳修汝州说，明初曹昭“北地”说，明中王佐“北地河南郑州”说，明万历周履靖北地说等。以先入为主的惯例选择，应为欧阳修的汝州说。但是，欧的记述有明显的错误。欧的生年是1007----1072，北宋人。在他死后55年，北宋才告灭亡。他根本无法得知南宋北宋，但他的记述却是“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作为史学家的欧阳修怎麽能出这天大的笑话呢？笔者的判断是这句话是衍文，是后人所加。欧的汝州说不存在。明代的3种说法，按先后和多少决胜的惯例，保留的是北地说。近人的探求则有越地说，饶地说，耀州说等。由于前二者均处于南方，自然被淘汰。保留耀州。
关于“北地”，在中国的行政机构设置中，曾长达839年，自秦止隋，想必当时的文人应该知道。北地曾长期管辖耀州与黄堡，禚文已作详细考证，此不赘述了。
四、关于柴窑瓷的特征。概括古籍文献，柴窑瓷器的特征有二：一是欧阳修的“色如天，声如磬”两大特征，一是明代张应文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其他还有“制精色异”，“色既鲜碧，质复莹薄”等。公认的是张说。后人也多以张说的4大特征去按图索骥。有人找到了饶州的青白瓷，并认为青白色就是天青色，这其实无异于找马找到了蛤蟆。禚振西是考古学家，她走的是相反的路，是按骥索图。她拿考古发掘中五代的天青色还有官字款瓷片去索图，结果找到了柴窑。虚实相比，实胜于虚。禚的考证应属正确。
这里，笔者对柴窑、耀州窑瓷器的特征，也有不俗的发现和见解。首先，谈谈欧阳修的两大特征是从何而来？耀州窑宋元丰7年（1084）矗立的窑神庙德应侯碑，被陶瓷界称为天下第一碑。此碑是为纪念宋神宗“黄书布渥”，下诏封耀州窑柏林为德应侯而立的。碑文中有这样的文字：“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至有绝大火，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请注意“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往往清水盈匀”。碑文中耀州窑瓷器的典型特征就是两点：声如磬（铿铿如也），色如天（清水盈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说过水天一色。
欧阳修做过北宋的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编撰过《新五代史》，一定见多识广。但宋熙宁年初，他已经逝世。宋神宗诏封德应侯是熙宁中，欧应该没见过尚书郎闫公请封德应侯的奏折。他对柴窑的特征的记述应没有耀州窑的影响。欧阳修和德应侯碑为我们记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中国陶瓷的典型特征和最高水平，也是最高的时代审美。两者的一致性，是偶然，还是必然？
笔者再为大家谈谈“声如磬”的来历。用声音鉴定器物的优劣，是古人的一大法宝。孔子就用声音去鉴别玉器。因为声音确实可以听出器物的质地。磬声，是一种用石头作成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一种难得一闻的宫乐。用此声去描述瓷器，是不是太阳春白雪了？肯定是，但对耀州人来说，那就太一般了。为什麽？只因为耀州有座磬玉山，山上的石头可以做编磬。在唐朝，耀州的乐磬很有名。大诗人白居易、元稹都为此做过诗。两人诗的标题都是《华原磬》，白居易的诗22句，其中有“华原磬，华原磬，古人不听今人听”，“始知乐与时政通，岂听铿锵而已矣”“华原磬与泗滨石，清浊两音谁得知？”等句。元诗共24句，其中句有“泗滨浮石裁为磬，古乐疏音少人听”“我藏古磬藏在心，有时激作南风咏”。华原是耀州的属县。更是耀州瓷器的第一集散地。华原的瓷器商人在推销耀州瓷的时候，说上两句广告词“色如天，声如磬”该是顺理成章吧。
明代张应文的4大特征说是不是空穴来风呢？也不是。《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著）有这麽一段文字：“内库有青瓷酒杯，纹如乱丝，其薄如纸。”这瓷杯是鼎州窑产品即耀州窑产品。在唐朝，耀州耀就烧出了薄如纸的瓷器，到五代，应不会断档。如果有人将柴窑4大特征的“明如镜”写为“纹如丝”就好了，那麽，仅仅依靠古籍，我们就可以判定柴窑就是耀州窑了。
笔者理解的柴窑4大特征。1、这是五代时期中国古陶瓷发展的最高水平；2、天青色是最新最受宫廷垂青的颜色（垂青一词可能源于此），并且呈色难、数量少；3、明如镜指的是光亮度高，而不是反光和透光；4、薄如纸指的是陶瓷的器壁很薄，像当时的纸一样。5、声如磬，敲击碗壁，可以发出磬一般的声音，有回音余音。柴窑瓷器的特征在出土的或存世的耀州窑瓷器上都有完美的体现。
柴窑瓷器的特征与耀州窑瓷器的特征如此密切，该作何解释呢？
五、官字款的证明。许多现代考古发掘，都把发现官字款的碎片作为头等大事，发现官字款就是发现了“官窑”发现了名窑，无不欣喜若狂，但如何理解这个官字，却是各固己见。许多人喜欢把有官字款的窑口称为“官窑”，又把这种官窑作为御窑。这其实是很无知的。《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王光尧）言：关于官不代表官窑，前人考释甚明也甚确，此不赘述。王光尧认为官字是“官样”的意思。笔者的理解是：官字的表示是记号，是官府或皇家的定货，窑工或窑主为了区分所做的记号。在今天，这种方法依然存在。
五代的耀州窑出土了18片带有官字款的瓷片，但耀州窑并没有去号称是五代官窑，因为她知道历史上不存在官窑，她的官窑款瓷器不过是官家一次次定货的标记而已。短短的五代，耀州窑能有官家如此多或更多的定货，只能证明耀州窑即柴窑。另据专家考证：官字款的瓷器，见于晚唐至北宋早期，就产地论则出自定窑、五代黄堡窑、越窑等，迄今所知共有170件实物传世或出土。而五代，目前仅有耀州窑（黄堡）一家。按唯一性而言，得出的公式是：柴窑=官=耀州窑=柴窑。没有多选，唯有一选；没有它选，只有此选。
六、关于古籍记录与现代考古发掘。对于古籍记录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信性，基本有3种态度：否定、肯定、选定。笔者是后者，即选定。与前二者相比，选定比较难。它要分析、考证、判定。笔者通过对一些古籍记录的选定，认为古籍的记录大分有两类。一类是正史，可信度是100。另一类是文人笔记。这类笔记中又分3等，一等，编过史的，做过高官的，可信度是80。二等，有专著的，是专业人才写的，可信度是60。三等，一般文人，可信度30。
正史的可信度为百分之百，是因为它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比如定窑、越窑、耀州窑瓷器，正史上有记载，现代考古中有发现，屡屡吻合。所以正史就是正史，它的严肃性决定了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信性。一等文人如欧阳修的记载就有很大的可信度，因为他作过官，又编过五代史。所以他的记载就能和后来的碑刻记载相符。二等文人如宋应星，他虽然写出了伟大的《天工开物》，但他不承认陕西蓝田产玉，就是他最大的败笔。再如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说“柴窑出北地”，又说“汝窑器，出北地”。这叫今天的陶瓷大家们叫苦不迭，陕西河南都有“北地”，“北地”出柴窑又出汝窑，还不是一个窑吗？看看古代名窑的分布，人就清楚了。当时没有任何一地短短的几十年间出现过两座名窑。如果说汝窑器，学北地，虽是一字之差，但尚有回旋余地。因为河南的新安窑、宜阳窑、内乡窑、宝丰窑禹县钧台窑都属于耀州窑系（见《中国陶瓷》），都学习过耀州窑的技术，同处河南的汝窑就能例外吗？例子很多，不一一赘述。三等文人如南宋人叶zhi，记载了一个道听途说的北宋官窑，引发了一个可悲的官窑说。但他的真实身份还没弄清。
文人笔记的可信度3等人平均为50多分，按学校成绩衡量是不及格，按概率论衡量是可取可舍。这观点是不是太唯心了？不是。是太实际了。是当时的文人写笔记的客观条件太差了。笔者统计条件差有以下多点：1、没有图书馆。2、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3、没有学术团体。4、国界阻隔。5、战争。6、没有哲学理论。7、个人学识有限。8、个人时间有限。9、个人经历有限等。如曹昭写《格古要论》时能到北地走一走，不写出两个北地，他记述的柴窑和汝窑的准确性就会高一些。他写两个名窑都出北地，会令笔者再去考证汝窑是在河南还是在陕西的，而不会去考证北地是在黄河北还是在太行山北！再说宋应星如果能多读一些唐诗，读到杨贵妃一行去蓝田采玉，他也不会说蓝田无玉了。玉是一种矿物，有开采就有枯竭。有大规模开采就会大速度枯竭。你不能说你没有见到，就没有。在资讯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去苛求古人，是不对的。指出他们的局限，只是为了选定。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今人编辑的《中国陶瓷古籍集成》，出于教授和博士之手，耗时几十年，走遍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但还是缺失了不少著名的古文献如一批的窑神庙碑刻，如此“打眼”，何况我们的古人呢？
古籍记录与现代考古发掘的可信度应该是50分对50分，但古籍中二三等文人的比重太大，致使其可信度大大降低，两者的比重已是40-30比60-70分。由此判定目前对柴窑的考证，禚振西的观点应得90分。仅差的10分，就是某一天在柴世宗的墓里出土耀州瓷了。
等柴世宗墓的发掘来解决柴窑瓷之谜，是不是显得今人太无能了点。如果这样，搞侦破的就得全部下岗，搞军事的就得全吃败仗。虽然柴世宗的墓没挖到，但90年代却挖到了五代重臣冯晖的墓，里面出土了一批五代青瓷。经专家考证这批青瓷属耀州窑，是一套不完整的酒具。冯晖后周时任朔方军节度使，校检太师兼中书令，封陈留郡王，死后谥卫王。死于壬子年（952），葬于显德5年（958）。冯晖是在公署上死去的。他是五代的三代重臣后周的开国元老。他虽然死在柴世宗登基的前两年，但也和柴荣朝夕相处多年，他喜欢并享用的青瓷能与皇家差多少呢？
用历史观求证柴窑。前面三章里的许多求证，都不乏历史观。此章又专列之去求证柴窑，只因为历史观在考古学鉴定学方面太重要了。用历史观看柴窑，结论很简单：它是历史产物，百分之百存在。柴窑瓷器，是历史阶段上的一座高峰。它的颜色、质地相对于唐以前的瓷器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鉴别柴窑和柴窑瓷器必须设身处地，要用历史的眼光，要站在唐代向前看、站在五代向后看，这样，你就会看到瓷器的发展和变化，你就会由衷发出赞叹。不这样，你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你一定会拔高或贬低五代柴窑的瓷器。用历史观看柴窑瓷器，再用历史观看耀州窑瓷器，我们不难发现，五代时，耀州窑的瓷器确确实实无以伦比，处于当时的顶尖水平。如提梁倒流壶、飞鱼型水盂等。它们的刻花工艺、造型工艺、技术工艺无疑是最高的。
一个是古籍中的第一，一个是实际中的第一，两者难道没有内在的联系吗？
实际中的第一如果在古籍中真的是没有一点蛛丝马迹，也许耀州窑就只是耀州窑，而不是柴窑了。所幸的是古籍中并没有漏掉五代时的耀州窑瓷器，反而是给予了很高的地位。陶谷的《清异录》记载：
“雍都酒海也，梁奉常和泉病于甘；刘拾遗玉露春病于辛；皇埔别驾庆云春病于酾；光禄大夫致仕韦炳取三家酒搅合澄窨之，遂为雍都第一，名瓷宫集大成。瓷宫为耀州青瓷ke 。”
雍都酒市中，梁奉常的和泉酒有点甜，刘拾遗的玉露春酒有点辣；庆云春酒有点薄。光禄大夫韦炳把三家的酒取来，搅合在一起，又澄了一阵，便成了雍都第一名酒。起了个名叫瓷宫集大成。瓷宫是耀州青瓷器具。光禄大夫酿出了雍都第一好酒，就用最好的器具包装它。这器具就是耀州的青瓷器。可见，在当时，耀州窑瓷器具有无可比拟的崇高地位。因为 “五代时，贵势以筵具更相尚”（《陶说.说器》）
《清异录》是文人笔记类，它的可信度有多高呢？经过笔者认真考证，它的可信度在80分以上，陶谷属于一等文人。陶谷生于902年，死于970年，在五代的后晋后汉后周和宋初，都在朝廷任官，而且官是愈做愈大，最后做到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和户部尚书。《宋史》说他“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揽。”他的为官经历，决定了他的著作的真实性、可靠性。《清异录》记载的是他的所见所闻的身边事，是唐和五代出现的典故和事例。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如书中还记载：“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廖廖数语，就把建窑盏的用途及历史地位准确、完整地记述出来。并与今天的实际相符。按陶谷的生年，他应该是五代人。历史学家也说过：“今案谷虽入宋，实五代旧人”。五代人写五代事，为我们提供的信息应该是更准确更有价值的。
中国古代陶瓷在当时只是一种实用器，也是一种高档商品。它的消费者无外乎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富豪大户，地位越高，消费品的档次越高。在五代，耀州窑瓷器能享誉雍都，能被朝廷高官铭记，决不是没有来由的。更值得思考的是三合一的美酒竟命名为“瓷宫集大成”，而不是“和泉”“玉露春”“庆云春”之类的雅名，名酒标以“瓷宫”又“集大成”，可见五代时瓷器已拥有至高的知名度和认知度。在唐宋光禄大夫是朝廷命官，从二品。由二品官勾兑出第一好酒，又起名“瓷宫集大成”，瓷宫是耀州青瓷产品，这种种迹象表明耀州窑瓷器就是五代时的宫廷用瓷。
认真推敲古籍关于耀州窑的记述有这麽一个现象，就是唐宋以前，无论是正史，还是文人笔记，都不乏著述。奇怪的是元明以后，著述就不见了。与此现象共生的另一现象是此时的关于陶瓷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南方人，个中原由，一是陶瓷的中心转移到了南方，二是文化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南方。沦为金元之地的耀州窑自然远离了他们的视线。那麽，在明朝人的著述中能否找到柴窑与耀州窑的联系呢？
单纯从文字上看，明清时期的古籍上没有柴窑与耀州窑有联系的记载，但有宫廷收藏柴窑瓷器的记载。顺着这样的记载追索下去，再借助逻辑辨证的思维，在它们之间仍能找到必然的联系。最早记载宫廷收藏柴窑的古籍是明初吕震的《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再就是清乾隆为清宫收藏的柴窑瓷器题写了几首诗。且不说清宫的收藏，我们先问一声：明宫廷收藏的柴窑瓷器是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是：1、接收前朝的；2、本朝征集的。两者又以前者为多。一直这样追索上去，追到元、金、辽、宋、五代，追索出来的瓷器只能是耀州窑的瓷器。因为在出土的辽代五代的贵族墓中，青瓷瓷器唯有耀州窑的和越窑的，而越窑的又仅有一例，绝大多数为耀州窑的。耀州窑瓷器出土的范围广，样式多，品质精，工艺高，代表了当时瓷器的最高水平。下面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出土的耀州窑瓷器。
1992年在洛阳铁路分局出土一套淡青釉执壶及托盘，是五代时期耀州窑瓷器。壶高18.2厘米。
陕西彬县后周冯晖墓出土6件耀州窑瓷器，分别是壶盖、托杯、瓶、碗等。冯晖为后周的节度使、中书令，谥卫王。
1971年辽宁北票一号辽墓出土五代耀州窑青瓷飞鱼形水盂。此水盂从器型设计、釉色工艺、美学价值等方面均处于时代顶级水平。
甘肃成县红川镇出土五代耀州窑剔刻花牡丹纹壶，壶高21.2厘米。
河北定州市静志寺地宫出土4件青瓷器，1件为越窑，3件为耀州窑（莲瓣纹盏、瓜棱腹长颈瓶、花口盘）。年代为五代至宋初。
辽宁法库叶茂台墓出土12件耀州窑瓷器，分别是碗、罐，年代为辽早期。
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出土6件耀州窑瓷器，分别是碗、执壶和盏托。年代为959----986。
辽宁朝阳姑营耿延毅墓出土耀州窑瓷器6件，是贴塑乌龟、游鱼、飞鸟的五曲花口杯5件碗1件。年代为1020年。
安徽望江县杨湾乡青龙咀出土耀州窑青釉刻花碗。年代为北宋。
1951年北京西郊发现一处窖藏 ，专门储藏耀州窑贡瓷。器皿以盘、碗为主，纹饰多为龙凤，少数为花卉纹。窖藏地点在金代中京都城遗址之内。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耀州窑遗址及西安等地，发现带官字款的五代耀州窑瓷片不下20枚。带官字款的瓷器就是御用瓷，至少是皇帝赏瓷。
古籍中的第一---柴窑如果在现实中，或现代考古中或传世瓷器中真的毫无踪影了，那它就真的可以被否定了。幸好，它不是这样。再顺着宫廷藏瓷往下追索，我们能得到些甚麽瓷器呢？剔除掉越窑、汝窑等青瓷外，留下的青瓷会是些甚麽瓷器呢？自然，耀州瓷首列其中。如故宫博物院就藏有耀州窑刻花碗，年代为金。其他的呢？有没有五代的呢？已断过代的，有没有误差呢？耀州窑飞鱼形水鱼不是就曾被定为辽代瓷了吗？
结论只有一个：耀州窑就是柴窑，五代的耀州窑就是五代的柴窑。
补书：就在上文结束的几天后，笔者读网，读到陶瓷专家叶佩兰的一段话：“故宫里有一 些类似的传世品，原来窑口不清，现在依据黄堡窑的资料，都定为五代耀州窑了。”这不是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耀州窑就是柴窑了吗？
